一窺「心理療癒」中的文化碰撞─理心術


【中華創新未來協會/作者:宋文里 教授】 當現代/西方文化中產生的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敘事形式,伴隨著整套治療行動的社會體制條件移植入我們這個漢語社會之時,我們用以承接它的方式,正如我們所承接的大量其他種種文化敘事,到底該如何來稱呼它才是適當的?我們都知道漢語系和印歐語系之間存有極大的鴻溝,任何在歷史上出現過的翻譯(包括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佛教經典──即梵語譯為漢語,以及在現代化之中仍然進行著的各種西方語文譯為現代漢語)在意義上都不能視為「對等」或「相當」的。具體而言,就語源學而言,我們能在漢語中找到的印歐語源,至多不過幾百個詞彙(並且都還不無可疑之處),相較於我們所使用的幾十萬漢語詞彙而言,實在微不足道。正因如此,我們對於習以為常的翻譯都必須重新留意,而在我們目前所要面對的所謂「心理治療」,我們也許可以根據漢語本身的遣詞造字方式,給它一個新譯名,叫做「理心術」,然後,根據這個新的漢語所可能座落的語境,我們要來對它進行一場介於presentable/unpresentable(即「可陳顯/不可陳顯」)之間一種知識交叉的敘事活動──這活動稱之為「覺察」恐怕還太早,正如在曙光初露的時刻,在周遭一片黯濛濛的氛圍中,你要說它是天亮了,還是天沒亮呢?那真是「天曉得」。


雖然我們的起點是文化敘事,但我們必須從所謂「現代性的體制條件」開始論起,而我們已知和理心術關係最密切的體制條件至少有兩種,那就是醫療體制和教育體制;但我們也必須討論另一種和現代條件相關的前現代的條件,那就是基本上立足於巫術之上的民俗療法(folk healing),因為除此之外,我們並沒有在知識傳統中建立過足以和當代心理治療相提並論的理心術。我們可以用歷史回顧的方式來檢視民俗療法和現代心理治療之間的關係,但也可以從當今的心理治療者受到民俗療法的影響有多深來開始設問,那就是:理心術所要處理的問題,亦即意義的病理與療癒的道理之交叉碰撞,究竟是發生在何時/何處?

不是所有的理心士(或及現代術語所謂的心理治療者)都能承認這種問題的「發生」──他們 甚至在意識上還傾向於否認此一問題的存在,因為他們有兩種理由可以不討論我們所提的問題:第一,他們總是從「接案」作為開始,因此那已經就是個presented的給定狀況,而沒有unpresentable的問題;第二,根據現有的體制,他們總是使用體制術語而自稱「心理(治療)師」,而不會承認「理心術士」的稱謂。但基於對意識的歷史結構觀察,和我們對於文化惰性理論的熟知,我要設法針對此一充滿問題感的「偽意識」而進行翻盤。


我們現有的民俗治療法在基礎上其實都屬於從先秦時代開始奠基,到秦漢帝國而大盛,然後傳下來的神道設教巫術,而不是屬於遠古時代聖巫不分的傳統,更不是一種和自我成長有關的現代鍊金術──精神分析以及由此而衍伸的種種心理治療。我們所知的民俗療法基本上是以提供某種撫慰、某種神話想像的社群支持為目的,而不是以人自身的革面洗心為目的;人是以接受撫慰的身姿進入(或被接入)巫術靈療場域,而不是以發下奮戰誓願的態度,自行殺進鍊金術的自我戰場。


我的這整個研究方案(project),其目的不是要例示另一個occultation(巫關係形構),而是要作一次disoccultation(解除巫關係)和reenchantment(重建巫情懷)的嘗試。而在此之後,我們才有可能擘劃出一條新的理心之路,讓我們不會胡亂陷入毫無道理的神話與祕教巫術之中,任人(或即掌握舊神權的巫者)操弄而不自知;也有可能在一定的道理傳統之中,以我們的身份來掌握具有遠古傳統真髓的聖巫知識之重新建構。


在此,有幾個漢語本身的用語需要先行交代,這也是構成本文新問題意識的主要關鍵詞。第一組語詞就是「病理」和「道理」。我要先談談「道理」,然後才能用它來反面證成什麼叫做「病理」。在此所謂的「道理」決不是什麼「道學」和「理學」的產物,而是一個屬於日常語言中的詞彙,它有久遠的淵源,而且,最有意義的是:它不是來自於翻譯的西方語詞,它是道道地地的本土語──雖然有些當代思想史家都覺得有種強迫症式的語彙非用不可,就是把它稱為「儒家」傳統,但我們如果知道那是早在「儒家」誕生之前就已經在漢語裡變成了意義的根基,那麼稱它為「儒家」根本是不對的;而在此同時,我們也不必為它找到一個英文、德文或拉丁文、希臘文的相對語源──它就是在漢語中已經存在五千年以上,而且你我至今還經常在使用的詞彙,但今天,這個「道理」卻要轉身一變,如同歌仔戲進入國家劇院去上演一樣,為我們保障了一種「精緻敘事」的意義根基。「有道理」不等於「有道」或「有理」,但你我皆知什麼叫「有道理」,並且,在碰到「沒道理」的情事之時,我們就更知道它是如何以否定的認識而確定其「沒道理」了──這種否定的認識還有兩個極有意義的相似詞:「不義」、「沒天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像是一支永恆的南針般,對於我們的善惡是非判斷提供了明確無誤的表陳方式。要理解「道理」這個語彙,事實上對於經歷過語言現代化的我們來說,都知道它是建立在一個文化深厚的「共同知識」(sensus communis)之上──說到這裡,我們當然就有義務從現代化的脈絡中尋找這種後設理解的根源──在此,我該說明的是:為什麼要引用義大利哲學家維柯(Giambatista Vico)的用語,以及它在當代文化心理學之中所發展出來的意思,來支撐一個漢語詞彙的正當性。


每一個民族文化都會產生某種用以維護其基本價值信念的語彙。在漢語裡,你可以發現一組道術話語,譬如「道德─道義─德行─品行─品德─品格─良心」和一組智理話語,譬如「有理─有知─說得通─講得成─是個說法」等等的詞彙,而在這裡,我要特別強調,其中有意摒斥了先秦諸子和宋儒特有的(哲學)語彙,譬如「天理人欲」、「良知良能」、「性善性惡」等等,因為能使用這些語彙的人口在這個文化中非常有限,並且一旦使用就有陷入學究圈子裡自說自話的危險,很難說它能代表什麼「民族文化」──我曾經親耳聽見一位當今的思想史學者這樣說:關於那些天理人欲、心性善惡還要加上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來解釋的學說,真能理解的人,他伸出手掌作了個手勢一比,「在整個思想史上,大概只有七、八個──不,大概只有五、六個人。」然而,假若我們用相對的觀點來看,具有相當程度泛文化觀點的語意學者維茲碧卡(Anna Wierzbica)卻會說,沒有一個文化對於那麼重要的觀念會沒有一些「語意始元」(semantic primes)去表達它,而這些語意始元都會成為一個文化之核心價值的關鍵詞(key words)。在此暫先不談這些關鍵詞如何發現的方法論問題,要之,拿這些關鍵詞來當作研究的焦點,則整個文化界域會在其週遭組織起來:「透過對這些焦點作深度的探索,將可使我們看出概括整體的組織原則,並使其中的結構與連貫性如何將一個文化界域變成一個整體。」是的,「道理」或「沒道理」是以某種「語意始元」的關鍵詞來表達了我們這個文化對於善惡是非的某種「共同知識」和整體結構。我們要在這種知識基礎上來開始討論,而不是要在「道學」或「理學」的渾水中作個自身難保的泥菩薩。我們並不透過體制來「接案」,而是要在任何人與人的關係中發現被「沒道理」的處境所困,因而讓我們有可能用理心術的「道理」來開始對他進行脫離困局的協助。 -本文摘自《文化心理學的尋語路:邁向心理學的下一頁》

(文章授權提供/心靈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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